翁德生眼中的务实国父 ——李光耀：不求爱戴，但求公义

冷战阴云笼罩东南亚的年代，新马分家的余波尚未平息，族群张力在空气中悄然弥漫。童年的翁德生住在新加坡岛屿俱乐部旁，那里是左派思潮的聚集地，却也是他与一位时代伟人产生最初交集的地方。

“我至今记得看他打球时，球场气氛紧绷。”翁先生的回忆带着时光的质感，与其他部长常和企业界结伴挥杆不同，他身边只有挚友、外宾或家人，“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”，这个不经意的细节，恰是李光耀以身作则践行清廉政治的缩影，也成了翁德生先生读懂这位新加坡国父精神内核的起点。

务实的底色

李光耀的“国父”地位在新加坡深入人心，他却始终刻意与这份光环保持距离。翁德生曾满心疑惑：“我看到大法官是车牌SJ一号，国会议长是SP一号，李光耀为什么是三号？”长辈解释：“李光耀自认自己是新加坡第三号人。”

这份刻意的“后退”贯穿其政治生涯。他强调，李光耀“是一个用成绩单说话，而不是搞一大堆噱头的人，他明明已被公认为国父，却刻意把自己推到后面，一直排斥搞个人崇拜和英雄主义”。

在那个领袖个人符号化盛行的年代，李光耀的“退后半步”并非示弱，而是为法治社会腾出成长空间。他用行动证明，国家稳定不应依赖个人权威，而要建立在制度公正之上——这正是他留给新加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。

治理的“双重智慧”

清廉是“制度公平”的底色。李光耀的清廉，藏在一个个具体选择里。翁德生回忆，李光耀任总理期间，仅出席过一次华联银行的落成仪式。原因很简单：“连瀛洲跟李光耀私交非常好，也曾经被李光耀派去外国当大使，连瀛洲的外交能力很不错。”除此之外，他始终与商界维持清晰距离，杜绝利益捆绑。

40年前的一次饭局，更让翁德生体会到李光耀治理的“不近人情”。当时他为租赁办公单位赴约，那位老板满腹抱怨：“我捐钱给行动党，可是行动党政府要征用我的土地，我去求情，却面对一切以法办事。”翁德生当场反驳：“如果李光耀的政府因为你捐钱给行动党，而政策上投桃报李，就不可能发展出政治清廉。”这番话得罪了老板，但翁德生至今坚持：“现在的人越来越觉悟到，他早就摆脱了人治色彩的弊端，走上法治社会，政策上更公正平等，治理方式越能服众，这就是李光耀一直在做的大公无私的事。”这份坚持，让李光耀挨批几十年，却为新加坡搭建起“政策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制度框架。

儒家之“德”与西方之“法”的共生，是李光耀的治理智慧，展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精准拿捏。翁德生评价：“他对儒家的理解程度，比新加坡很多儒学专家更深入理解儒学。”李光耀推崇儒家伦理，却不盲目迷信，而是将其与西方法治巧妙融合，“所以新加坡是融合了儒家跟法治，又中又西，又不中又不西，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新加坡模式”。

这种融合源于他清醒的“取经”理念。翁德生引用李光耀的公开表态：“我需要从治理国家取经，不会去找只有两百年的美国，而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。但美国有科技，我懂得分开来看问题，取长补短。”在翁德生看来，这正是李光耀的过人之处。他以儒家伦理为社会根基，以西方法治为治理底线，这种“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”的模式，让多元的新加坡保持了稳定与发展。

为未来透支当下的掌声

李光耀的前瞻性，往往伴随着不被理解的争议，他习惯用“挨骂”的代价铺垫国家长远未来。上世纪80年代，新加坡开启金融改革，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推动“鼓励大银行收购小银行”政策，翁德生回忆，当时“李光耀私交最好的华联银行一家都没有收购到”，只因“新加坡早就建立了法治典范，连吴庆瑞的手都没有伸进去干预”。翁德生感慨：“开放需要肌肉，才能承受得起过江龙，竞争最主要的目的是让金融业稳定，这方面他们很有远见。”

1994年，李光耀提出“部长薪金要跟市场挂钩”，引发全社会哗然。“新加坡社会华人认为从政就该为国为民、粗茶淡饭”，教育家刘慧霞博士撰文批评这是“大逆不道”。翁德生当时公开支持：“高薪不只是养廉，而是跟市场竞争人才。”他坦言：“整个社会骂翻天，我第一个跳出来支持，因为这是有前瞻性的决策。”30年后回头看，正是这种不唱高调的务实，让新加坡留住了顶尖治理人才。

遗憾与温度

在翁德生眼中，李光耀并非冰冷的“治理机器”，他的一生藏着深深遗憾与浓厚人文关怀。“李光耀一生最大的遗憾，是无法完成‘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’”，翁德生缓缓道来。当年，李光耀积极推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，想建立“公正平等、任人唯贤的多元社会”。彼时“华人加印度人已超过一半，马来人略低于一半”，本是绝佳契机，却因“东南亚华人普遍上对政治冷漠”，加上马华公会的保守——“排斥专注经商，斗争政治，政治在关键时刻殊不知也不是请客吃饭”，新马合并仅两年便分家。

翁德生记得，李光耀曾在镜头前掉眼泪，“很多人不理解”。但他深知，这份泪水不是为个人挫折，而是“为滞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担忧，预见他们会成为弱势”。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他的远见：“马来西亚流失了很多人才到港台，走不掉的只能当二等公民。”从马来西亚“被踢出局”后，李光耀在新加坡全力落实理念，用成绩单证明了“任人唯贤”“公平公正”的价值——“新加坡政联GLC公司管理水平超越家族企业，总裁级人才从外面引进，如今已建立起港口、机场、航空、银行等多家世界级品牌”。这份遗憾，让李光耀的形象多了一层温度，他的目光从未局限于新加坡本土，而是牵挂着区域华人的命运。

“狮子领导兔子，李光耀要的是人民的尊敬而非爱戴”，翁德生用这句评价为李光耀的一生精准概括。在他看来，“狮子领导兔子就是精英领导”，这是新加坡成功的核心密码——“现在很多民主国家就是兔子领导狮子，政客要的是人民的爱戴，讨好民众就无法为国家和子孙后代着想”。

如今，新加坡迎来成立60周年，李光耀也已离世十周年。他留下的“法治为基、精英为核、中西融合、务实至上”的治理遗产，仍在接受时代考验。翁德生坦言：“李光耀的模式人走茶未凉，但是否会渐渐凉。”李光耀曾说，人民的智慧在于选对人当领导，仅此而已。他用一生证明，国家的强大离不开领导者的远见、坚守与务实，更离不开人民与国家的双向奔赴——“国家要为人民做什么，人民同样也要为国家做什么”。

重温翁德生的亲历与回忆，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“英雄”，而是一个清醒、务实、有温度、敢担当的领导者。他的光辉，不在于堆砌的赞美，而在于用一个个“反常规”的选择、一次次“挨骂式”的坚持，为资源匮乏的新加坡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道路。

李光耀的模式或许难以复制，但他“用成绩单说话”的务实、“公私分明”的清廉、“取长补短”的智慧、“为未来负责”的担当，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界限。在新加坡迈向新征程的今天，这份光辉能否持续照亮前路，是对他遗产最深刻的检验。而对我们而言，重温这些真实细节与故事，便是对这位伟大领导者最好的纪念。（文：吴向九 陈锦潇）